作者：谢湘宁         文章来源：中国化工报

    她是1933年由日本人开办的，但她却是最早属于新中国的大型化工企业。这样的出身注定了她的经历极富有传奇色彩。

她的传奇在于,解放战争中，她从日本人的手中挣脱出来并调转枪口，为解放区制造火药、炮弹，为新中国的最后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她的传奇在于，她为新中国培养了数位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院士，十余位部级干部,百余位司局级干部，

391人次全国及省市级劳动模范，为建国后创办的200多个化工企业培训了两万多名技术人才，输送了1.4万多名技术骨干，被誉为新中国化工的摇篮。

    她的传奇在于，当年被共产党从投降的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时，她已千疮百孔。但仅两年的时间，她就恢复了化肥和纯碱生产。改革开放之前，她共创造、保持着20个全国第一，特别是纯碱产量一直居亚洲之首。

    她的传奇在于，进入市场经济以后，当人们以为她的生命之源即将干涸，她即将成为历史的时候，她却凤凰涅??，易地再生，再次向人们展示了顽强的生命力。

    她先后被称为满洲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大连化学厂，大连化工厂，大连化学工业公司，大化集团。但她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一个企业。极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注定了她在支撑共和国经济的同时，自身也历经坎坷，历久弥坚。她的所有经历、贡献和财富，凝结成两个真金不换的字：大化。

    1946年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第二年，从华东、胶东解放区赶过来一批干部，开始从苏联红军手中接管日本人1933年在大连甘井子创办的生产合成氨、硫酸、硝酸等产品的“满化”（另一个是1937年建厂的生产纯碱的“满曹”，1951年更名为大连碱厂），并在第二年将其定名为大连化学工厂。这批干部的任务，就是要利用这个厂,为解放区生产急需的火药，并尽快恢复生产，为新中国服务。

    朱心才(1948年进厂，1978年～1985年任大化一把手)：我16岁来厂里当练习生。进来一看，根本不像个厂，车间里长着草，静悄悄的。那时国民党封锁辽南，苏联红军进驻大连，但厂子已被共产党接管，从胶东、华东来了一批干部在这里生产炮弹。卢素平、秦仲达、陶涛等人都是那个时候来的。当时，做炸药需要硝铵，但工厂的氨生产还没恢复，没办法，我们就用从朝鲜运来的硫铵分解出氨，再做成硝酸铵，支援前线。和我一起的还有魏富海。那时劳动强度很大，特务破坏也很严重，我们晚上都不回家，看厂子。当时大化一共4个系统，但主要设备都被苏军拉走了，工人们就从锦西、四平拉来旧设备,自己修复。1951年2月，我们就恢复生产，出了合成氨。那个时候，还修复了硫酸、硫铵装置，生产出第一袋化肥。

    王德志（原大化碱厂厂长）：我是1947年12月进的厂，17岁。日本人临走时搞破坏，把设备全砸了，我们搞的生产自救活动过程非常艰苦，经常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当时工人们的热情都很高,都拼命。日本人管的时候，最高纯碱产量一年6万多吨，等我们1951年大连碱厂完全修复开起车，当年产量就突破了“满曹”时的最高纪录。第一个5年计划结束时，产量就提高到30万吨/年，产品后来还获得国家金奖。

    从被共产党接管的那天起，大化的使命就非常明确：为了新中国，增产，增产，再增产！从那段岁月走过来的大化职工，印象最深的是一句口号：宁让汗水漂起船，不让产量差半钱！

    大化成了新中国的接应者。到 “一五”结束时，大化的合成氨年产量达到了91001吨，纯碱达到306614吨，为新中国的工农业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急需化工原料，奉献了“第一桶金”。

    1957年，两个完全恢复生产的企业合并成一个厂——大连化工厂。当年领着工人们生产火药、炮弹的解放区干部卢素平和秦仲达，后来分别成为大化第一任和第二任厂长。秦仲达后来担任了化工部部长，陶涛后来担任了化工部副部长。和朱心才一块干活的工友魏富海,，后来在上世纪８０年代到９０年代初担任了大连市市长。

    1958年，大化新建了国内第一套花岗岩结构稀硝酸装置；首创了年产400吨的小氮肥厂，并很快在全国推广。

    1963年，大化年产3000吨液体二氧化硫装置投产，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该产品的历史。

    1964年，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联合制碱法在大化获得大规模产业化应用。

    在将近20年的岁月中，大化从进入新中国怀抱到“文革”开始的1966年，主要产品合成氨年产量达到184333吨，化肥产量达到390892吨，纯碱产量达到537560吨，均为国内最高产量。

 

松木岛基础化工产品基地全景　　　（穆成谊 摄）

      恢复 亚洲第一大碱厂

    正当大化人热火朝天地抓生产时，“文革”开始了。

    大化历史上经历过两次浩劫，一次是解放战争时期，日本人撤退时的大肆破坏；另一次就是“文革”期间。“文革”最厉害的时候，一进大化就像进入战后废墟,办公楼没一块好玻璃，进车间要穿水靴，到处是跑冒滴漏。墙皮掉下来还砸死了人。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化人在军代表崔秉仁、周流等厂领导的带领下，依然坚持生产。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邓小平获得了一个短暂的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邓小平立即提出要恢复已濒于绝境的国家经济。当时大化的一把手是李东冶。李东冶是位1938年入党的老革命，“文革”中受迫害，从省领导的位置上被贬到大化。他坚决拥护邓小平的方针，立即实施设备恢复性大修计划，同时千方百计把大化已经跌到谷底的产量提起来，助国民经济复苏一臂之力。

    硫酸是大化供应全国的主要产品。保证硫酸生产的关键是硫铁矿原料要跟上。冬天卸硫铁矿异常艰苦。从西北运过来的硫铁矿在车皮里冻成一个大砣，坚硬无比，只能靠人工用镐头连砸带刨。一镐下去，只砸出个白点。老劳模曲庆诰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冽冽寒夜中,李东冶身披军大衣，一步跳到高台上，对周围的工人们大声喊道：“我是李东冶，如果没有硫铁矿，硫铵车间就要停，咱们说啥也不能让生产停下来，大家都卖把子力气，跟我上！”

    到1975年底，大化合成氨年产量达到193003吨，纯碱年产量达到682602吨，比国家下达的计划超产了8万多吨。

    粉碎“四人帮”后，大化立即对设备进行恢复性大修，先后被评为无泄漏工厂、清洁文明工厂和六好企业，结束了产量数年徘徊的局面，纯碱年产量突破70万吨，成为亚洲第一大碱厂。

    　抢救 昭和13年的压缩机

    尽管完成了恢复性大修，但大化毕竟老了。大化就这样拖着昭和13年的压缩机迎来了改革开放。此时企业的管理体制也从党委书记负责制变成厂长经理负责制。就在这种背景下，1985年2月，“文革”中从北京化工学院毕业分配到大化，从倒班工干起的李永金成为大化新一任一把手。

    尽管赶上了一个好机遇，但李永金所面临的局面反而比历届前任更加困难——为了适应新中国建设对化工产品的需求，大化用日本人留下的装置，拖着多病的身子不断地超负荷运转。到了1985年2月李永金出任经理时，大化已拼得不成样子。不仅是设备，几十年只知奉献不求索取的大化职工，生活水平也降到极限，甚至几对夫妻只能拉着帘共住一间屋子。后担任过大连市市长的李永金回忆说，我的大化一把手经历，4句话：保生存，求发展，重民生，求和谐。

    李永金认为，按照原来只对设备修修补补的模式发展，大化已经没有多大潜力。于是，他一上任就提出“3313”战略,其中一个“3”就是在行动上要跳出三个圈子，即跳出只搞大宗无机化工原料产品的圈子；跳出单纯搞化工生产的圈子；跳出大化厂区的圈子。为了对大化进行一次抢救性技改，李永金给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李鹏写信,争取到30万吨合成氨的技改项目。同时，利用企业获得的有限自主权，大化对职工生活也进行了大规模改善。到1991年调任大连市领导之前，李永金采取的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改革措施，使大化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历史最好时期。在此期间，大化的主要产品合成氨、纯碱、化肥等产量连年刷新，实现利税更创出大化历史最高水平。同时，大化职工的住房和生活条件也有了空前改善。那时，全市市民都知道，逢年过节、隔三差五从甘井子拎着分发的鱼、肉、蛋、果、菜往家走的，准保是大化人。

    但也许李永金没有想到，大化在后来10多年的艰难发展过程中，竟然始终处于“跳”不出去的压力之下。

    大化是国内以生产无机化工原料和化学肥料为主、始终以国家计划为己任的国有特大型企业，但改革开放后，大化的这一职能面临巨大的挑战。尽管接任的一把手于朝元、张积泮都下了很大功夫，先后完成了30万吨合成氨、电厂、20万吨联碱改造项目，新上了24万吨磷铵项目,尽管1996年11月28日大化集团成立,并在政府的主导下,大连市主要化工企业如大连染料厂、大连油漆厂、大连复洲湾盐场等一度都并入大化，但由于大化自身的发展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始终没有真正做大做强。并进来的企业后来又先后离开。

进入新世纪，共和国的经济舞台上早已经不是国有企业唱独角戏。日益衰老的大化不断面临新生经济力量的挑战。被寄予厚望的30万吨合成氨项目，因后来国际油价不断上涨，反而成了包袱。上世纪90年代国内相继建成的三大碱厂，有的最高产量达到120万吨，使大化丧失了“亚洲第一大碱厂”的地位。大化不但在国民经济中的分量，就是在当地经济中的分量也不断递减。大化职工自己感觉，自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化就没好过，不是缺盐就是缺油、缺煤。而在大连市民的眼里，曾经的创利大户、就业大户、荣誉大户变成了困难户、污染户。

 

大孤山石化产业基地甲醇装置　　　（穆成谊 摄）

      搬迁 全国最大的化企搬迁计划

    第一次听到搬迁这个词的时候，每一个大化人的第一反应基本上相同：强烈地排斥。

    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人就提出把大化搬走。当时大连的目标是变成“北方香港”，把大连湾变成维多利亚湾。但当大连市领导就此征求李永金的意见时,和大化那些历史悠久的“塔塔罐罐”打了几十年交道的李市长回答：大化一搬就散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大化，谁要提搬迁的事情，准会引来一通脸红脖子粗的争论。

    是的，作为一个已经运转了60多年的老化工企业，其所有的设备都是在大化职工精心呵护下超期服役。这些设备完全是凭着大化人赋予的一股精气神在运转。一旦这股精气神一断，那就无法恢复，就像一株盘根错节的老树，一挪，生命就完结了。

    但搬迁就像一块不雨的阴云，总是挥之不去。

    于朝元（1991年3月～1999年任大化经理）：我一上任市里就提出搬迁，当时考虑的是庄河，让我一口回绝了。大化年吞吐量200万吨，搬到150千米以外的庄河根本不行。但我也越来越明白，大化不搬，就不能发展。要不就就地灭亡。这样,我慢慢也从反对到赞成。1999年我退下来时给市里打报告，要求搬迁。当然,这件事最后一直到邢学朴手里能下决心并且完成，是很不简单的。

于朝元提到的邢学朴，是大化第十二任一把手，2002年8月上任。当秦仲达带领工人夜以继日地造火药、炮弹时，他还没出生；当李东冶带领职工战风斗雪的时候，他才刚刚从学校到农村插队；当李永金开创了大化“历史最好时期”时，他在分厂和公司从事共青团工作。但正因为没有历史包袱，所以他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大化的未来，在考虑大化前途时有了更多的设想和选择。2003年秋天，在一次班组长培训班上，邢学朴第一次公开提出大化应该搬迁。当时在座的员工都面面相觑，没有人敢接下茬。

    邢学朴：我的思路一上来就很明确，大化必须搬。城市已经把大化包围了。当时虽然薄熙来省长已经同意了大化30万吨合成氨“油改煤”项目，钱也批了，但我认为这个项目不能真正调整大化的产品结构。另外，大连市对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而“油改煤”恰恰会带来环保问题。我记得当时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来大连市考察时表示，大化、大钢不搬，大连市的城市面貌就不能根本性改变。而且大化的设备已老得不行了，欠账太多，随时都可能停摆。但当时大化不能搬迁的声音也不小，提出搬迁就要顶压力、担责任。再说，对大化这样的化工企业来说，搬迁的风险很大，厂区管线纵横，设备年久失修，有的多少年都没动过，谁知道一动会出什么情况？弄不好不搬还能维持，一搬就彻底完了。但我还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不搬肯定没希望。我们班子经过商量，意见一致，搬！

    在邢学朴和班子的努力下，大化必须搬迁求生存的意识越来越被员工们所接受。

    2003年12月27日，大连市政府批复同意大化集团实施整体搬迁改造方案。该方案的关键是大化利用老厂区土地变现的70亿元，分别在大连市区几十千米外的大孤山和松木岛两处建设石化产业基地和基础化工产品基地。大孤山石化产业基地包括30万吨/年甲醇、120万吨/年PTA、70万吨/年芳烃。松木岛基础化工产品基地将承接老厂区搬迁项目，主要包括30万吨/年合成氨、60万吨/年纯碱、10万吨/年硝铵、3万吨/年浓硝酸、50万吨/年复混肥和1万吨/年纳米级氢氧化镁阻燃剂等项目。

    但大化的干部职工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搬迁特殊时期，广大职工的工资收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搬迁后，近3000名员工丧失了上岗就业的机会。

    2005年5月，大孤山基地洁净煤气化30万吨甲醇工程开工，标志着大化搬迁改造战役正式打响。这一全国最大的化工企业搬迁计划将历时5年——两个新基地将在2009年底建成，2010年正常生产。

    2006年5月30日上午9点，在大化发展史上注定要记下浓重的一笔：运行了10年半的30万吨合成氨装置正式关闭停车。这一天，合成氨厂许多新老领导聚集到这里，不少人为之动容。

    2007年12月24日早8点，随着硝铵厂二硝氧化岗位氨气控制阀的缓缓关闭，氧化炉内炽红的铂网逐渐暗淡下来——已有70多年历史的硝酸铵装置正式停产。硝酸铵装置始建于1933年，是我党接管大化后最早恢复生产的装置之一，曾为支援解放战争生产大量火药。这一天，许多早已退休的老职工从四面八方赶来，边看边流下了眼泪。

    2008年11月12日，大化最后一套化工主体装置——氨碱系统全面停车，这标志着老大化结束了在甘井子老厂区的化工生产历史。这一天，门口又站满了人。

    目前，大化两个基地都陆续进入到单机试车、投料试车阶段，今年底可建成投产，明年上半年可以稳定生产。大化，这个历史比新中国建国史还要长的企业，这个为了共和国始终在拼设备、拼贡献、拼心血的企业，终于要为自己的明天拼一次了。待新基地投入生产时，大化人可以自豪地说，今天的大化，已不是日本人留下的那个大化，她是大化人一手建设起来的。

    韩景尧（1953年进厂，老劳模）：大化对国家的贡献太大了。大化精神就是奉献精神。这回搬迁，还在作贡献。大化是用几千职工下岗的代价，保全了大连市的城市形象啊。

    高殿军（1981年进厂，劳模）：我们一进厂，就受到老职工的熏陶，爱厂如家。这次大化能否搬迁成功，就看我们这一代员工了。企业无论搬到哪，怎么变，只要她还叫大化，她的精神就会保留下来。我们这一代员工一定要把大化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